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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一切规范性文件都必须符合宪法精神和宪法规定，接受合宪性审查，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精神和宪法规定的规范性文件要依法撤销和纠正。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规范结构，仍然极大程度上受到大一统逻辑的塑造。[57]参见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载肖蔚云等编：《宪法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首先，它说明了国家权力具有完整性和统一性，而人民本身又是一个集合体，人民作为整体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而不是指人民中的每一个体是部分国家权力的所有者，[70]国家权力完整、直接、不可分地统一于一个不可分的、完整的人民。[38]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中国既没有照搬苏俄基于联邦制而在权力机关之间进行纵向分权的模式，也没有借鉴苏俄的苏维埃体制横向设立联盟院和民族院的做法，两院制始终没有被中国宪法采纳，而是按照中央集权模式来设计一元体制。通过过渡时期的土地改革实现个体农民向集体农民的转变，进而明确工农联盟，将绝大部分人口整合到人民的整体秩序中，这就实现了定于一需要的最大人口基数和社会基础。[10]参见[日]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徐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83页。

[131]See C. Thornhill, A Sociology of Constitu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17-120. [132]参见朱云汉：《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1页。[109]参见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载肖蔚云等编：《宪法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公共雇员就其分内职责（official duties）发表的言论，不属于公共关切言论，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

刊发此文的评论板块编辑班奈特（James Bennet）被迫辞职。其次，通过对照可以重新认识我国相关理论认知方式的特点和局限，并寻求优化的路径。但是，该法规定雇员需要先行采用口头和书面方式向上司或主管人员反映问题，如得不到解决向特定执法部门控告才受到保护，只有在少数例外情形下才可直接向执法部门举报。[19]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73607号民事判决书。

这篇文章刊发后引发轩然大波，引来本社员工、读者及其他媒体的激烈批评。因此，美国的《吹哨人保护法》所设定的目的和条件带有明显的政策特征，与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在目的上的公共性、保护强度上超乎寻常的刚性是不同的。

公、私之别是理解美国雇员言论问题的一把钥匙，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区分主体的公私——公共雇员和私人雇员。之后，他被调换岗位和任职地。伸中指的行为是猥琐的和不值得鼓励的，但仍然受第一修正案保护，这显示了美国法对公共言论的重视，与之相比，商业言论、挑衅言论、色情言论等都没有受到与公共言论同等严格的保护。[13]在这起案件中，法官再次区分了言论本身的性质和危害性，也依据对发言者身份的界定得出言论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结论。

例如根据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以下简称《萨班斯法》），公众公司的雇员针对内部人员的特定违法事项依照特定程序的吹哨行为，可以豁免公司的人事报复。此前发生过一起类似的事件。私人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主要由雇佣自由（Employment at will）原则调整，即雇主和雇员都可以自由地解除劳动关系，这不同于那种雇佣合同中写明需要有正当理由才能解除的情况。如前所述，终结雇佣自由还会得罪工会，因为如果废除了雇佣自由，工会存在的一个理由就没有了。

五、余论 批评者可能会提出疑问：本文仅仅讨论美国法上雇员言论的公私区别，能否得出关于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的一般结论？笔者无意把结论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一般层面，而毋宁提供一个理解问题的可能视角。立法机关出台了对于特定范围内的私人雇员吹哨的保护性法律。

第一，它们都只是公法政策或普通法上的限制，而不是来自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要求。作为公民的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是为了防备政府压制的风险，其防护强度具有刚性特征，一般较少考虑言论者的动机、内容的真实性，并排斥政府主张的公共利益理由。

我国有学者认为，1989年《吹哨人保护法》明确了‘吹哨人既存在于政府机构之中，也存在于各个企业当中[23]。假如布里斯克曼是公共雇员，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6]田小娟：《劳动者举报行为和忠诚义务的冲突与协调——比较法的启示与中国法的完善》，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第79页。这种关系以彼此信赖为基础，并会形成心照不宣的期待，因此雇主和雇员的权利义务并不完全取决于各自的意愿和契约。[36]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290页。换言之，该法仅保护特定的联邦雇员吹哨，并不是一般性地保护所有公私雇员的吹哨行为。

张翔：《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26-30页。[35][美]帕特利霞·H.威尔汉、塔拉·J.拉丁、诺曼·E.博威：《就业与员工权利》，杨恒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1978年的《公共服务改革法》（Civil Service Reform Act of 1978）提供了对于公共雇员吹哨的制定法保护。最先明确表述这一规则的是霍瑞斯·伍德（Horace Wood）（所以又称伍德规则），他指出：普通的或无固定期限的雇佣应被首先认为是自由雇佣……如果当事人没有共同将雇佣限定为某一固定和有限的期间，那它就是无固定期限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可随意终止。

所以在这里，私人雇佣关系中的言论与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完全是不同的类型，并不存在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化问题。可以说，雇员言论的公私区别问题，并非理解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的一个或然性论据，而是某种具有历史基础的法律理论的一个具体表现。

美国法的公私区分模式，与这种宪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典型地体现了言论自由（以及其他宪法和法律权利）的关系性特征。这种理解方式与我国的母法论宪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伊利诺伊州法院甚至不禁止报复性解雇（retaliatory discharge）。[7]McAuliffe v. Mayor of New Bedford,155 Mass,216,220,29 NE.517,517(1892). [8]Keyishian v. Board of Regents,385 U. S.589,605-606(1967). [9]Pickering v. Board of Educ,391 US.563,568(1968). [10]Connick v. Myers,461 U. S.138(1983). [11]Thornhill v. Alabama,310 U. S.88(1940). [12]Rankin v. McPherson,483 US.378（1987）. [13]Rankin v. McPherson,483 US 378(1987).对此案的讨论，可参见张千帆：《公务员权利的宪法保护——行政内部法律关系的比较研究》，载《浙江学刊》2007年第3期，第145-153页。

这是一个想当然的理解，它暗示吹哨雇员无论公私身份都受到宪法言论自由的保护。（一）作为公民发表言论 由于公共雇员身份的特殊性和维持政府管理利益的需要，其言论在很长时期是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只受正当程序的保护，法院对于公共雇主解聘雇员没有额外的限制。

（二）作为雇员发表言论 公共雇员以公民身份发言，其雇主的身份就成了宪法关系中的政府一方，而当以雇员身份发言时，其所在的政府部门就成了一般雇佣关系中的雇主，不同的法律关系决定了言论的性质。当作为雇员发表与其份内职责相关的言论时，雇主的惩戒则可能是合法的。

[10] 在皮克林案中，法官认为皮克林依据第一修正案进行公共讨论的权利压倒了学校限制教师言论以维持工作秩序的利益。法典含义则不然，它必须区分不同的法律关系，才能为解决具体纷争提供规范依据。

[38]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286页。这种表达方式虽然猥琐，但没有受到来自政府的任何处罚。比如，有观点认为，《萨班斯法》为揭露公司违法犯罪行为的私人雇员提供了宪法性的保护。[24]Payne v. Western A. R. R.,81 Tenn.507,519-20(1884). [25]Union Labor Hospital Association v. Vance Redwood Lumber Co.,158 Cal.551,112, p.886,33 L. R. A. N. S.1034(1910).最高法院在洛克纳案中把雇佣自由抬到了宪法权利的高度，认为法院不能干预雇主和雇员的合同自由。

二是区分内容的公私——公共言论与私人言论。王倩：《保护吹哨人的劳动法分析：基于德国经验的考察》，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5期，第116页。

劳动关系中的雇员言论是否属于宪法言论自由的具体化，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比较领域。[15] （一）作为公民发表言论 一般而言，私人雇员发表公共的、政治性的言论，即使内容与雇主无直接利益冲突，雇主也可以解雇他。

此案辗转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言论若属于其本职工作范围内的事项，则是以雇员身份发言，受雇佣关系约束。